講好紅色故事，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是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重要一課。回顧我國有色金屬工業發展的歷程，同樣有著光榮的“紅色歷史”。
 
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時期，于1931年在江西開辦的中華鎢礦公司，是第一家國有企業、第一家重工業企業，為打破敵人經濟封鎖作出過巨大貢獻。還有流傳廣泛的“13萬黃金背后的紅色故事”，講的是在黨的領導下，玲瓏金礦向延安運送黃金13萬兩的故事。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領導下，中國有色金屬工業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第一座銅礦山、第一個鋁加工廠、第一個鉛鋅企業······諸多的第一，凝結著一代代有色建設者接力奮斗的精神，已經成為向前發展的不竭動力與力量源泉。
 
在新疆大地上，就有這樣一個地方，延續著中國有色工業的“紅色歷史”，在新中國現代化、工業化進程中貢獻出“紅色力量”，不斷演繹著它的時代巨變。
 
可可托海精神的源起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
 
可可托海礦——被譽為“新中國稀有金屬工業的搖籃”，是新疆有色金屬工業發源地與搖籃。自上世紀中葉始，在這里，完全由中國人自主設計、自主開發、自主創新、自主建設的我國第一個現代化大型稀有金屬綜合采選冶聯合企業，經過三十余年的艱苦奮斗建成。在為“兩彈一星”提供尖端原材料、為國奉獻珍稀戰略礦產資源、償還外債的同時，創造了寶貴的可可托海精神。
 
從礦區奮斗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與力量，解讀可可托海精神的紅色密碼無疑有著重要而現實的當代價值。
 
溯源可可托海精神，必須遵循嚴謹而客觀的歷史觀與科學的研究路線，從歷史的真實內涵中洞察并歸納闡釋其當代價值。由此，我們在浩瀚的、來源據實的檔案資料與口碑印證中進行了梳理分析，清晰地得出這樣一個初步判斷：可可托海精神源起于兩個歷史階段，一是解放前，二是在解放后新中國工業化階段。
 
在解放前，1930年—1949年間，為爭奪阿爾泰山地區稀有金屬資源，當地本土民族與外強抗爭，保衛家園的歷史正體現出中華民族的氣節與骨氣。據《可可托海礦志》（1984年版）記述：蘇聯地質考察團人員受到牧民阻攔。彼時，蘇方對可可托海稀有資源采富棄貧，礦工們給予了頑強的抵制與不屈的抗爭。
 
新中國初建，紅色政權危機四伏，紅色中國面對的卻是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圍堵封鎖，如履薄冰。“中國共產黨是一群泥腿子出身的人、一群農民，他們不會搞經濟······”這種論調輕蔑而又高傲。核訛詐、核威脅妄圖扼殺初生的共和國。
 
這時候，交織著大國關系與地緣政治因素，可可托海所開發出的戰略礦產資源，為蘇聯與我國核工業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支撐作用。
 
今天我們所指的可可托海精神，是建國后所締造的。這一階段的可可托海精神發軔于新中國工業化的起步時期，賡續于自立更生的艱苦歲月里，勃興于改革開放的歷史洪流中，傳承于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階段。
 
尤其是在中蘇關系破裂后，獨立自主、自立更生建設大型礦山，突破多項技術壁壘。其中，攻克鈹鋰鉭鈮銣銫稀有金屬的制取，是列入“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規劃”項目實施所取得的重要科技成果。
 
作為國家的重點建設項目，可可托海三號礦脈露天采場、選礦廠及后端烏魯木齊鋰冶煉廠的設計，起點高，工藝水平先進，體現出時代領先。但這種“領先”是在冷戰時期，以美英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我國予以全面經濟、物資、技術封鎖與圍堵制裁的背景下突破的。
 
今天這種多邊與單邊的封鎖仍在一幕幕上演。
 
事實上，1950年1月，以美英為首的17國組成“巴黎統籌委員會”（以下簡稱巴統），旨在推行禁運政策，控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物資。受控的物資基本分為軍用武器裝備、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3大類。其中涉及中國的“中國禁單”就比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多500余種。可想而知，在當時環境下，中國要發展尖端的原子能工業，造“兩彈一星”，涉及軍事物資與技術資料的獲取千難萬難。
 
作為工業味精的“有色金屬”，彼時成為巴統扼制中國咽喉的“一把利劍”。
 
1958年，為突破封鎖，時任冶金部黨組成員兼辦公廳主任邱純甫主持編寫了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的題為《爭取有色金屬產量飛躍，占領有色金屬全部領域》的報告。
 
締造大國重器，沒有物質基礎，無從談起。毛澤東說：“64種有色金屬沒有它不行”，鄧小平批示：把64種有色金屬當64個堡壘，要一個個地攻下來。之后，經孫鴻儒組織的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等科研單位奮力攻關，我國全部掌握了64種有色金屬的制取提煉技術。周恩來總理授予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一面題寫“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的錦旗。
 
這面錦旗是對奮戰在有色金屬秘密戰線百萬人員的嘉獎與鼓勵。
 
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把可可托海鈹鋰選礦廠的技術攻關項目命名為320項目，協同北京礦冶研究院、北京有色冶金設計院與新疆有色冶金研究所，共同攻克了鈹鋰機械化選礦工藝，經過8859工業化試驗，建成750噸/日處理規模的8766選礦廠1號、2號、3號三個系統。
 
與此同時，北京冶金設計院設計的中國第一家鋰鹽廠——115廠（新疆鋰鹽廠），運用來自可可托海礦、阿勒泰礦的鋰精礦，采用石灰石燒結法攻克鋰鹽制取難關，于1963年生產出了合格的軍工級單水氫氧化鋰，為中國第一個氫彈成功爆炸提供了“特殊炸藥”。

可可托海礦區建設時期，在物資極度匱乏、技術資料幾近為零的情況下，一個個樸素的創業故事感天動地：爆破專家張志呈頂著批斗壓力，冒著生命危險，做光面爆破試驗；寧重華反復演算推導，在一本舊雜志中找到國外露天礦山解決排水問題的先例，沖破重重阻力，采用地表深孔預先排水疏干技術，使3號礦脈露天開采得以進行；四礦采礦班長、礦區第一個加入中共黨員的哈薩克族采礦工加盤，常年奔波在雪山峻嶺，一年干了三年活，拼死也要超額完成任務；時刻埋頭苦干，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不慎跌落礦井失足而亡的老礦工趙興泰；北京礦冶研究院選礦專家呂永信帶頭跳入冰冷的礦漿池中，用身體攪拌礦漿；為查明3號脈物質成分，中科院研究員鄒天人在礦區潛心十年忘我工作；在疏干排水中因公犧牲的好書記胡久孝；領著職工保出口大會戰的好書記安桂槐；拿著小本本隨時記下職工大事小事難事的好局長王宗泗；文革中為保護漢族干部，說，為什不批我的艾看書記......
 
一個個孺子牛、老黃牛、拓荒牛，一個個鮮活的面容，一串串熟悉的姓名，他們生動地詮釋了共產黨人的精神品格，回答了“人為什么要活著”的全部意義，構成了可可托海精神譜系的紅色密碼。還有“累不死的王立德“”干不死的卡盤“”凍不死的白山別克“”張硬根田大塊“”皮大衣礦長魯能治“”汽修能手于海龍“”鐵裁縫郭道榮”......
 

是他們把黨的教導始終放在心間，把可可托海精神融入精神血脈，舍身報國，排除萬難，不怕犧牲，去爭取勝利。
 
毋庸置疑，可可托海精神是在黨領導下，于“建設”時期所締造的。
 
今天，可可托海精神熔鑄為：吃苦耐勞、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為國爭光。這種精神，本質上是一種“時代精神”，交融了工業精神——大慶精神與兵團精神，內蘊著“兩彈一星”精神，是中國精神在新疆大地的生動寫照，是中國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創造這種精神的主體人群是新中國的工人階級、新疆有色金屬公司的產業工人，也包括同為國家開采稀缺資源云母，為礦區建設出汗流血犧牲的兵團戰士和職工。他們是不容抹去的創造歷史的主體，是創造精神血脈的根與魂。
 
可可托海精神的內涵
 
歷史是現實的根源。新中國與外國訂立的第一個平等的外交條約就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條約廢除舊條約中的不平等條款，結束了“西方列強架幾門大炮，就可以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
 
毛澤東主席平生第一次出訪蘇聯，據理力爭，使蘇聯同意重新簽署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一個具體的外交成果，就是以中蘇金屬公司為代表的四個中蘇合營公司的組建。
 
作為條約的補充協定，同時成立四家中蘇合營公司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征是“平權合股”，企業合作，同權同責，互惠共利，絕非盛世才時期“新錫條約”賦予他國的幾近無限的礦權。
 
毛澤東說：“原子彈就那么一點，沒有它，人家就說你說話不算數，那我們就搞一點吧”中央作出發展原子能工業的重要決策，現在回溯起來，體現出的不僅是偉人的寬廣心懷，也透射出鐵骨錚錚的中國志氣。
 
我國“兩彈一星”的成功研制，是在黨領導下，千廠萬礦、舉國體制付諸行動于實踐的一次大考。
 
1954年12月30日中蘇合營終止，阿山礦管處撤銷，成立可可托海礦管處，由中方獨立經營。之后在礦區發生的保出口大會戰、基建大會戰、海子口大會戰、03號大會戰聲震長天，與國家下達的關鍵任務息息關聯。
 
可可托海礦的干部職工在一次次大會戰中，戰嚴寒戰酷暑，發出了“扛著紅旗不放，站著排頭不讓，誓死也要完成任務”的堅強決心。他們并不知道這些礦產品會運到哪里，但卻知道這是國家的需要。為國分憂是礦區職工最樸素的情感。

1984年11月，中央軍委作出“我國國防科技戰線實行全局性轉變，大力發展民用生產......”的決定；1996年中國宣布暫停核試驗。
 
這一時期，作為具有國防保密性質的“半軍工”與熱核工業密切關聯的企業，新疆有色金屬公司與全國眾多的有色金屬企業一同步入市場化的軌道，可可托海礦區改革與轉型成為歷史必然。
 
自中蘇關系破裂后，可可托海礦稀有金屬產品即由全部對蘇出口轉為國家特準儲備物資，1963年由國家財政部撥特準儲備資金，用于貯存稀有金屬礦產品，國家動用儲備資金1953萬元，直至1978年年末。改革開放后，國家逐步放開企業自主對稀有金屬產品內銷外銷的國內國際市場。
 
基于保密原因，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無人知曉羅布泊與可可托海究竟有何種關聯，代號成為企業的名稱。可可托海礦代號111礦啟用于1956年、中蘇合營剛終止時，后對外稱可可托海礦務局。新疆鋰鹽廠代號115廠，只生產單一的鋰鹽系列產品，與鋁金屬無關，卻一度稱新疆冶金局第二鋁廠；116廠一度由新疆有色籌建，為搬遷至伊犁的二機部鈾提煉廠。在外界看來，都是再也平常不過的廠礦企業。
 
可可托海礦區在解放后，迅速進入工業化階段。蘇聯單方管理時期，小規模的采掘作業已不能滿足大規模工業化的需求，通過實施“三大工程”，使礦區進入現代化。
 
為何要建3號礦脈露天開采、鈹鋰鉭稀有金屬綜合選礦廠與海子口大水電站“三大工程”？緣由在：一是3號礦脈由地下開采轉為露天開采，礦體探明體量巨大，適宜露天開采，可降低成本，經濟性佳；二是手選礦石改為機械化選礦，日處理量大，可與采礦量相匹配，又可提高勞動生產率；三是為解決大規模生產用電的電力不足問題，經濟適用的水電是當然的首選。

工業化首要是科學化，在工業化初期，黨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強調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于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在“三大工程”建設中，以新中國培養起來的第一代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工業企業人才，成為礦區管理建設的中堅力量。呈現出“經歷過中國革命抗日解放事業、久經歷練的老革命們，帶著年輕的知識分子和職工艱苦創業”的場景。這是革命精神在建設時期的傳承與升華，當了家做了主人的人們煥發出高漲的熱情。

光輝的可可托海精神就是這樣在歷次大會戰中孕育積淀，在一代代新疆有色人的傳承弘揚中，在時代演進中，又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吃苦耐勞的民族精神：1950年中蘇合營后，可可托海由牧區向礦區轉型，迅速進入工業化階段。來自全國各地、五湖四海、天山南北的人流向可可托海涌來。其中有來自蘇聯的專家、技術工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大中專院校青年學子，轉業軍人，兵團戰士，放下羊鞭開動機器的第一代少數民族產業工人。他們以百倍的熱情、吃苦耐勞的品質，投入到社會主義新礦區的建設熱潮中。一時，彈丸小鎮，人聲鼎沸,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帶來了自己家鄉最好的一面，不怕苦、能吃苦、能干活，頑強地生存生活，展現了中華民族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
 
艱苦奮斗的自強精神：在合營時期，先進的設備機器與豐富的生活物資皆由蘇聯運達礦區。可中蘇關系破裂后，經濟來源瞬間斷絕，又逢三年自然災害，雪上加霜，上萬人的吃飯都成了大問題。大家發揚南泥灣精神，積極生產自救，邊生產邊生活。為保住生產骨干，礦區下命令，沒有糧食時可以躺在床上不消耗體力，保全性命。即便這樣，礦區有一半人因缺乏營養而浮腫。有位車間書記把幾個骨干悄悄叫到辦公室，一人發一枚用胎盤制成的“肉丸子”吃，自己卻不留一個；礦區動員大家挖野菜吃，大食堂菜譜上從此有了“螞蟻上樹與蝴蝶滿天飛”；一位憨厚的礦工自己肚子空空的，卻給二礦送糧，背到地，就倒下了再沒起來……
 
無私奉獻的擔當精神：1960年代，國家提出“調整、鞏固、提高、充實”八字方針，礦區人員大精減。減誰？領導先帶頭，干部先帶頭，黨員先帶頭，讓自己妻子回家成為家屬，把工作崗位和微薄的收入留給困難的家庭；在工資調級時，沒有爭的人，只有讓的人。斯達哈諾夫（勞動競賽）一個接一個，白天若定額工作量完不成，晚上也要想法補回來，即使是家屬也不甘落后，組成的家屬隊娘子軍，蓋房子、種菜、撿寶石樣樣爭先進。

為國分憂的愛國精神：會戰是那個時代的印記，礦志里記載：1975年是完成會戰目標關鍵性一年。指揮部冒雨召開“萬人”大會，動員廣大職工、家屬積極投身“三大主體工程”（3號脈基建剝離、機選廠、水電站）突擊建設。組織百人宣講團，講任務，講措施，講辦法，鼓干勁。露天礦15噸自卸車缺乏鋼板，幾輛電鏟大軸壞了，電焊工“百焊不厭”，終于使自卸車起死回生，緩解了運力不足，加速了剝離進度。機修廠職工苦戰三天三夜，終于使電鏟投入挖運。露天礦自卸車不夠，汽車廠抽出25名司機和修理工支援露天礦。露天礦運輸道路不好，礦務局機關抽調30多名師生在冰天雪地里拉爬犁。礦區衛生、財貿、生活福利部門職工送醫、送藥、送貨、送飯上山；50多歲的老太太也自動上山送茶水、除鐵繡......

在保出口大會戰中，劉秀蘭帶領青年突擊隊在海拔3000米的阿斯喀爾特采集綠柱石。礦工們說，老天爺卡我們脖子，外國人卡我們脖子，我們再苦再累也不能苦國家。在糧食極度短缺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多還一噸礦產品就意味著少一人挨餓，多挽救一條生命。
 
可可托海精神的傳承與發展
 
在新疆有色陳列館內，有一棵金黃燦爛的胡楊樹，她的根系深入新疆大地，刻印著可可托海精神;粗壯的樹干上“傳承、創新、擔當、奉獻”新疆有色精神八個大字熠熠閃亮;繁茂的枝葉發散出紅柳精神、三光榮的地勘精神、阿希精神、鑫文化......
 
這株“企業文化樹”寓意著新疆有色精神文化的源流脈絡與邏輯關系：新疆有色從新疆有色工業的搖籃可可托海誕生，孕育出可可托海精神，從此扎下新疆有色的根與魂，成長壯大的樹干為有色精神；繁盛的枝葉上，是分布在天山南北的星星點點的礦山，它們具有多元而獨具特色的文化，但它們的氣質一脈相承，都是大寫的“新疆有色人”，都傳承賡續著“可可托海精神”的紅色基因。這棵樹生動地描繪出一代代有色人前赴后繼，情懷如一，鑄就百年長青基業的族譜。
 
是否可以這樣說，可可托海是“西部無名的大慶”，好領導安桂槐就是“新疆有色的焦裕祿”，那深山硬骨頭班長加盤，就是我們心目中展翅高飛的雪山雄鷹。
 
上世紀八十年代，曾令人艷羨的“小上海、金窩窩”的可可托海礦區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窘境。稀有金屬產品國內用量微小，國際出口市場剛剛打開，還無銷路，資金捉襟見肘，工資發不出來，待業青年上千人，虧損的陰霾似一片揮之不去的烏云籠罩在這座礦山小城，壓在人們心頭。
 
出路在哪？唯有解放思想走出去。喀拉通克銅鎳礦的開發，成為可可托海礦務局產業轉型、產品結構調整的“生命工程”“希望工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方毅帶給礦區干部職工以信心：“推廣稀有，大搞有色”。大搞就要解放思想，突破禁錮，殺出一條血路，趟開一片新天地；年富力強、由知識分子組成的礦務局領導班子決定大干一番，確定了24字發展方針。

對可可托海礦區職工來說，喀拉通克銅鎳礦的建設無疑是一次挑戰，戰罷酷暑嚴寒的那些礦山母親們，聽說要調她們去蓋房子，一個比一個踴躍，沒日沒夜地干，她們深知早一天建好礦，待業的孩子們就會有工作。資金短缺，她們理解，只取每平米不到50塊錢的成本費。

銅鎳礦籌建初期，偶爾苦中作樂聚餐交心時，干部員工湊份子、每人5角，從不占半點公家便宜。1989年5月銅鎳礦點火試生產，節骨眼上，上料皮帶壞了，怎么辦？十萬火急，干群一心，全礦職工輪著一人一袋礦地將礦背到了料倉，絕不讓爐子因缺料停下來。皮帶機修好了，倒下了一大片，期間沒人喊累，沒人要加班費，只想有點時間好好睡上一覺。如他們在幾十年前保出口大會戰般，苦干累干拼命干，得到的或許只是一張獎狀、抑或一張電影票，但這就足夠了，為企分憂就是報效國家。

這次成功點火，標志著新疆有色工業從低谷起飛 ，一條新的產業鏈從大山深處延伸：可可托海——喀拉通克——阜康，三點一線格局構想形成。
 
礦務局領導班子決定：再下一城，走出大山。可南遷的決策卻是艱難的，各種聲音交織其間，一位領導的一句話卻打動了在座所有人：“我們可可托海礦區的職工家屬太苦啦，搬就搬到一個靠近大城市的地方，讓職工子女好就業，退休工人們安享晚年。”
 
最初南遷設想的目的地——富蘊縣、北屯、昌吉，一一被否決，距離首府烏魯木齊45公里的阜康成為首選。物阜民豐的阜康在天山北坡天池腳下，能源礦藏充足，重工業少，便于建廠與運銷銅鎳產品。
 
可可托海礦務局整體大南遷的決策是有遠見的。小眾的、單一的稀有金屬產品難以維系一個上萬人大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大南遷，遷出了志氣，遷出了信心，遷出了未來的希望。
 
惟改革者進，可可托海礦務局順應歷史洪流，闖出了一片新天地。還是那些人，還是那種“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天地豪情，在博格達峰下，一座現代化的鎳冶煉中心建成，新疆無鎳的歷史終結。創造的“博峰牌”電解鎳、電解鈷系列成為名優品牌，以致后繼整合銅鎳產業，成為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新鑫礦業股份公司，之后又將實體礦山推進到東疆哈密一帶。
 
當可可托海精神走出阿山腹地，步入更為遼遠的大地時，這種精神就轉化成巨大的推動力。哈圖山下、阿希金礦，博峰腳下，礦一代、礦二代、礦三代接力奔跑，一次次新的創業，一代代人的赤子之心，日月可鑒。
 
可可托海精神的紅色根魂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同樣，在歷史與現實之間，追尋靈魂根脈是解構可可托海精神紅色密碼的一把金鑰匙。
 
那么這把“金鑰匙”是誰來鍛造的？
 
當年，隨著中蘇金屬公司快速發展，職工人數也在不斷增長。在南疆，新疆第一個現代化有色工業小鎮——康蘇鎮日處理250噸的鉛鋅選礦廠建成投產；在北疆，事關原子能工業的尖端稀有金屬礦在阿勒泰與可可托海加快開拓，初步探明世界大型稀有金屬礦藏3號礦脈潛力巨大。據有關史料記載：此時作為中蘇金屬公司副總經理、中方代表的白成銘竟徹夜難眠了。他是位有經驗的黨的組織工作者，曾任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陜南區黨委組織部長等職務，他深知黨的政治工作與組織工作的重要性。
 
然而，在當時蘇聯“一長制”管理模式下，“如何體現我黨的領導？” “如何保證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作用？” “如何貫徹執行黨的組織管理和政治工作？”白成銘經過慎重縝密的思考，終于有了清晰的思路和方法。
 
1951年，這一年經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批準，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蘇有色及稀有金屬股份公司委員會，下屬6個支部，有135名黨員，白成銘任書記。1953年9月，經中共新疆分局批準，王震司令員同意，召開了公司第一次黨代會。1954年8月成立了中蘇金屬公司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黨委沒有設立專門的工作機構，按照公司章程規定，公司實行行政管理一長制的領導體制，公司黨委遵循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精神，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生產工作中，實現黨對企業的保障監督。
 
據中蘇金屬公司領導郭吉祥、趙子星等回憶：怎樣在中外合營企業中體現我黨獨立自主的領導作用？這是個新問題，誰也沒有經驗，白成銘同志善于在新生事物面前動腦子，他建議并報中共新疆分局批準，在公司編制之外，成立了公司黨委會和各礦管處黨的領導機構，由新疆分局直接領導，經費也由分局開支。公司總工會、青年團組織也相繼成立起來，形成我黨在中外合營企業中獨立自主的組織工作體系。這的確是個創新，使我方職工和各項工作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在五十年代我國第一批中外合資企業中開創了先例。
 
作為中蘇金屬公司在北疆的主體礦山，阿山礦管處所轄的承化礦場和可可托海礦場是最早建立起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機構的礦企之一。

從此，這座邊陲小城有了紅色的印記：1951年，中共阿山礦管處黨支部即應白成銘同志要求建立，武體泰任支部書記，到1954年中蘇金屬公司蘇方股份移交前，阿山礦管處黨員人數逐漸增加，但仍為黨總支設置。直至1955年，中方獨立經營時成立可可托海礦管處，并設立了礦管處黨委，張稼夫任黨委書記至1958年。1958年可可托海礦務局成立，安桂槐任局黨委書記1966年至1976年文革動蕩，黨的組織陷入癱瘓狀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給稀有金屬工業小鎮帶來生機，一批老干部、老黨員重回工作崗位，經過大討論，提出了“兩年三大步，產值翻兩番”的奮斗目標……1989年喀拉通克銅鎳礦投產，稀有向有色轉型邁出堅實一步……2012年，國家獨立工礦區轉型計劃實施，小城由礦區變身景區……

從廢除蘇聯的“一長制”到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以至今天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礦區黨的組織始終發揮著核心與引領作用。黨的堅強有力的領導，始終是礦區干部職工的“定盤星”“主心骨”，這塊厚重的“壓艙石”，這種獨特的組織優勢，又走出阿山，在天山南北新的廠礦企業傳揚發展，為一個個企業新使命鋪就精神的天梯。
 
期間，第一次整黨提高了黨員的覺悟和思想水平，調動了黨員的生產積極性和工作責任心，嚴格了組織生活和黨的紀律，密切了黨和群眾的聯系，純潔了黨的組織；第二次整黨違背了黨章精神，受打擊一大片等錯誤路線的影響，整個工作未能按時進行，草草收場，不少黨員以莫須有的問題掛了起來。1978年，文革結束，礦區開展了歷時8年的整黨活動，反省得失，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提出了“發揮優勢，放開經營和打出去”的方針。1985年，礦務局被中國有色總公司列為黨風開始好轉的企業，群眾評價礦務局“真正的共產主義”。
 
礦區以黨工團婦組織為主體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們細致入微的工作，使苦寒之地的干部職工感受到了組織的溫暖，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哪怕是在雪山之巔、叢林深處也在不屈的伸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建黨95周年大會上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全黨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初心如炬，薪火相傳，精神永立。可可托海精神是一代代新疆有色人鑄起的精神高地，它從歷史中走來，在歲月中洗練，在傳承中豐華，在新時代薈萃成一棵參天大樹，也必將從現在一直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