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態勢

　　全球礦產資源總量豐富，按當前開采水平估算，絕大多數礦產儲采比均高于30，而且技術進步全方位地拓展了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范疇和空間，極大地提高了全球礦產資源的可供能力。同時，全球礦產品總體上基本能夠實現供需平衡，并且絕大多數年份供應略有過剩。例如，本世紀以來，約80%的年份全球原油維持0~3%的供應過剩率，約70%的年份天然氣維持0~2%的供應過剩率。此外，全球粗鋼、精煉銅、電解鋁等，大多數年份也是供應過剩。雖然全球礦產資源供應總體充裕，但是基于資源稟賦關系，中國半數以上的戰略性礦產品供應或多或少依賴進口，石油、鐵、銅、鎳、鈷等對外依存度更是超過70%，供應“大頭在外”的格局沒有變。

　　中國成為全球礦產資源的主要消費國，需求總量增加的態勢沒有變

　　中國是全球礦產資源消費大國，目前年消費水平與美國、日本和歐盟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消費總和相當，其中，煤炭、鐵礦石、銅、鋁、鎳等品種的消費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國礦產資源消費總量將繼續增加。據預測，“十四五”期間，全國原油消費將較“十三五”增長10.5%，原煤增長3.7%、鐵礦石增長7.5%、精煉銅增長21.1%、電解鋁增長5.6%、天然氣增長40.6%、稀土增長32.6%、鈷增長46.9%。從目前情況看，除煤炭、鐵礦石等少部分礦產消費量在“十四五”或“十五五”期間進入峰值平臺區外，銅、鋁等礦產消費仍將持續增長。即便進入了消費峰值平臺區，從美國等國家的發展歷程看，這些礦產品的消費總量也將至少維持約15年的時間不變，更何況在“雙碳”目標下，鋰、鈷、鎳等新能源礦產的需求峰值要在2035年之后才會到來。從目前情況看，在2045年以前，我國礦產資源的消費體量規模將持續維持高位態勢。

　　中國礦產資源儲量家底薄弱，主要礦產資源儲量增長乏力、品質下降的趨勢沒有變

　　中國雖然礦產資源種類齊全，但是油氣、鐵、銅、鋁等用量大的基礎原材料礦產，以及鎳、鋰、鈷等支撐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新能源礦產，在全球明顯處于劣勢。實施找礦突破戰略行動雖然取得很大成就，但是所提交的新增資源質量在下降，例如石油，勘查新增探明地質儲量“低滲、致密、稠油”等問題較突出，金屬礦產同樣面臨難采、難選、難冶等問題。由于近幾年提交的新增查明資源儲量質量下降，在目前的技術經濟條件下，將嚴重影響資源開發的經濟效益。

　　中國石油、鐵礦石、銅精礦等緊缺戰略性礦產品，長期依賴進口的格局沒有變

　　從價值角度看，2020年，全國進口礦產品總值3.15萬億元，其中進口金額前四的礦產依次是原油（1.22萬億元）、鐵礦石（0.82萬億元）、銅精礦（0.24萬億元）、天然氣（0.23萬億元），這4種礦產品進口額合計2.51萬億元，約占全國礦產品進口總額的80%。從實物角度看，2020年，全國進口鐵礦石11.7億噸、原油5.42億噸、天然氣1.02億噸、銅精礦2177萬噸（實物量），對外依存度依次為鐵礦石84.2%、銅精礦75.7%、原油73.6%、天然氣42.8%。特別是在“雙碳”目標下，新能源產業發展所需的鋰、鈷、鎳和稀土，需求量將出現“井噴式”增長。據預測，2030年中國新能源礦產鋰、鈷、稀土和鎳的需求量將分別相當于2019年的4.7倍、2.2倍、2倍和1.6倍，2035年鋰、鈷、稀土和鎳的需求量將分別相當于2019年的7倍、3倍、2.5倍和2倍。由于中國緊缺戰略性礦產資源稟賦較差，而需求量將長期維持在高位態勢，進口規模將進一步增加。

　　全球礦產資源競爭加劇和部分資源富裕國礦業政策收緊，利用境外資源的被動局面沒有變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地緣政治復雜多變，大國資源博弈加劇和區域性的資源聯盟組織活動，使得全球資源治理體系面臨重組調整，影響全球資源市場穩定。同時，近幾年印尼等國家限制鎳礦原礦出口，貿易壁壘層出不窮；秘魯等國家修改礦業法，縮短礦業權使用年限等，投資自由化逆轉趨勢不減，對境外資源供應形成制約。

　　主要風險

　　從資源稟賦及需求情形看，油氣、鐵、銅、鎳等礦產國內保障能力偏低。2008年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仍未完全消除，疊加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全球、主要國家經濟政策迥異，以及金融資本滲入礦產品市場等多種因素影響，使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國礦產資源安全風險持續上升。

　　全球資源問題政治化和境外采礦標準提升，增加了境外資源供應的不確定性風險

　　一是生產高度集中，供應鏈風險增加。我國緊缺的鐵礦石、銅精礦、鋁土礦等戰略性礦產品，全球50%以上產量集中于澳大利亞、智利、秘魯、菲律賓、印尼、南非、幾內亞、巴西、剛果（金）、緬甸等國家，供應鏈極易因生產國貿易限制、地緣政治及政變等因素干擾而斷裂。二是境外采礦標準日益嚴格，并且全球資源治理的關注點逐步向人權、環境、腐敗等非經濟問題轉移，話語體系發生明顯變化，使得中國在全球礦產資源治理體系中處于“發達國家擠壓、發展中國家抱怨”的兩難境地，難以發揮應有的引領作用，獲取境外資源難度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全球和部分資源國“政變”等突發事件，增加了境外資源供應的潛在危機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全球至少有300個采礦作業被中斷，以銅為代表的基本金屬成為主要的風險品種，有價值43億美元的共計55個項目處于較高風險之下。中國作為全球冶煉加工大國，冶煉加工開工率已完全恢復到疫情前正常水平，資源需求旺盛，但是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境外主要礦山階段性停工停產，以及港口裝卸短期中斷的風險，影響礦產資源供應鏈穩定性的風險因素依然存在。

　　2021年，緬甸、阿富汗、幾內亞相繼發生“政變”，可能對中國中重稀土、鋁土礦境外供應產生沖擊影響。

　　主要礦產品價格金融化，增加了境外資源供應的經濟風險

　　2021年，主要礦產品價格大幅上漲，其中，秦皇島港動力煤最高價在10月份達到2592元/噸，較年初上漲225%；全國液化天然氣最高價在11月份達到7635元/噸，較年初上漲19.4%；鐵礦石進口到岸價最高在5月份達到230.59美元/噸，較年初上漲42.7%；滬鋁、滬錫最高價在10月份分別達到2.47萬元/噸、30.14萬元/噸，分別較年初上漲60%、96.3%；國產電池級碳酸鋰最高價在12月份達到27.5萬元/噸，較年初上漲418.9%，均創出歷史新高。2021年，美國西德克薩斯輕質原油（WTI）最高價在10月份達到84.65美元/桶，較年初上漲77.8%，創2014年以來新高；滬銅最高價在5月份達到7.7萬元/噸，較年初上漲33.6%，創2006年以來新高。

　　新能源礦產品需求快速增長，部分礦產品因供應能力受限引發市場供需失衡，增加了能源轉型延遲或代價更大的經濟風險

　　國際能源署在2021年發布的《關鍵礦產在清潔能源轉型中的作用》報告中稱，要實現《巴黎協定》目標，意味著2040年清潔能源技術對礦產的需求將翻兩番；如果要加速轉型，即在2050年之前實現全球凈零排放，那么到2040年需要投入的礦產將比現在多6倍。但是，目前的礦產供應和投資計劃沒有達到能源領域轉型所需的水平，因此，增加了能源轉型延遲或代價更大的風險。以發展核能所需的鈾為例，據世界核能協會數據，2020年全球鈾產量為4.77萬噸，較需求量低30%左右。2021年，全球鈾需求或將達到7.35萬噸，2030年將達到9.34萬噸。但是，供應方面，因部分鈾礦壽命即將終結，而新鈾礦開發的速度遠不及需求增長，短時間內也難以完成擴產，預計2025年全球鈾供應量很可能在當前基礎上再下降15%，到2030年將下降50%，這將加劇全球鈾市場的供需失衡，鈾價格可能會不斷創出歷史新高。

　　主要建議

　　按照健全供應鏈和提高抵御風險能力的要求，保障國家礦產資源安全，一方面，需要加強緊缺戰略性礦產的地質找礦工作，增強守住資源安全底線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通過多部門協作，深化礦業國際合作，增強國外供應能力，確保礦產資源供應鏈穩定安全。

　　通過找礦增儲夯實資源基礎，提升守住資源安全底線的能力

　　持續推進戰略性礦產找礦行動，重點圍繞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以及戰略新興產業發展需要，以油氣、富鐵礦、銅，以及鋰、鈷、離子型稀土等緊缺礦產為主攻方向，聚焦重點成礦區帶，加大調查評價和勘查投入，努力增加國家資源儲量，為建設國家資源保障核心區提供資源基礎。特別是油氣，需要突出海域，增強海上“增儲上產”的能力，穩住1.8億噸/年及以上規模的原油產量，滿足交通運輸的底線需求。

　　深化礦業國際合作，提高全球資源治理能力，健全供應鏈安全保障體系

　　一是鼓勵通過國際合作，積極建設境外資源基地，全面提升資源保障能力。為了推動境外資源基地建設有序實施，需要組織編制境外資源開發專項規劃，明確基地建設的重點礦產、主要地區和投資方式，作為落實“走出去”的行動指導綱領，規范境外資源基地建設行為，提升投資風險的防范能力。從當前全球鎳、鈷、鋰等戰略性礦產資源的分布、需求和投資環境情況看，銅、鎳、鈷、鋰等是我國境外資源基地建設的重點，中部非洲、東南亞、中亞等周邊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是境外資源基地建設的重點地區。二是針對資源所在國的國別風險和政策風險，在資源所在地建立中國企業“協會”等組織，定期或不定期與所在國相關部門進行溝通交流，必要時通過駐外領事館與政府交涉，由政府出面簽訂雙邊投資協定，并督促所在國執行，條件成熟時可將企業的投資合作上升為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針對鎳、鈷等資源，重點增強與剛果（金）、印尼等國的政治互信，實現互惠共贏。三是油氣方面，要充分估計中美關系對我國油氣安全影響的嚴重性，積極與俄羅斯、中亞等國家開展資源外交，充分利用地緣等方面的優勢，建立油氣供需同盟，清除投資障礙和貿易壁壘，并加強運輸通道建設，保障油氣進口穩定與運輸通道安全。四是積極參與國際礦業投資和貿易規則制定，加強綠色礦業發展規則、政策特別是標準等領域對接，推動全球資源治理更加公平、包容、高效，共同應對資源欠賬、生態赤字和治理短板，確立與我國地位和經濟實力對等的話語權。推進礦產品貿易人民幣結算機制，鼓勵香港、上海、深圳等地金融機構、期貨交易所加強與國際礦產品交易所和礦業融資為主的證券交易所合作，完善資源類商品金融市場，發展避險工具，提高避險能力。牽頭建立全球性鋰、鈷、稀土等小金屬礦產品交易所，確立我國優勢礦產和高技術礦產的世界地位。

　　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保障企業境外權益資源及時轉化為實際產能和產量

　　一是加強金融機構支撐力度，讓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海外礦業投資重點項目開發在貸款利率、擔保條件、融資額度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尤其要加大高挑戰性地區資源開發的投融資支持力度。二是加強產業政策扶持，引導國內企業與海外礦企簽訂長期原材料供應保障訂單，并在資源回運時予以貿易政策便利。三是簡化海外并購審批流程，優化外匯審批手續，對重點優質項目可采取“先行事后報備”方式，提高海外優良資源資產并購的能力和機遇。四是加大對國外權益資源開發配套的扶植力度，特別要在金融政策上就地建立冶煉廠提供信貸資助，及時將短缺資源有效生產出來而回運國內。五是依托“一帶一路”建設，鼓勵企業參與境外資源勘查開發，尤其要關注南美及非洲地區，通過競標收購、資產重組、租賃經營等方式獲取高品質資源，提高全球資源控制能力。

　　強化礦產資源安全監測預警體系和儲備體系建設，提高礦產資源供應鏈的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