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利益驅使，近年來我國非法采礦案件頻發，國家對非法采礦行為的打擊力度不斷加大。但在嚴厲打擊非法采礦行為的同時，一些不構成非法采礦或雖構成非法采礦但達不到犯罪程度的案件應引起社會重視，避免因‘誤傷’影響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的信心。”在近日由中國工程院非法采礦研究課題組、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自然資源戰略發展研究院等聯合召開的有關非法采礦罪研討會上，相關專家對“非法采礦罪擴大化”的趨勢表示了擔憂。

司法實踐中多種行為易被認定非法采礦

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使保障能源資源安全上升為國家戰略。但從公布的涉礦案例來看，近年來非法采礦案高發頻發，多個省份均有涉及。

與會專家表示，在處理涉礦案件的司法實踐中，十種行為往往被認定為非法采礦。一是將按備案勘查方案進行洞探、井探、槽探等產生礦石進行銷售的行為認定為非法采礦。二是將按備案開發利用方案施工產生礦石進行銷售的行為認定為非法采礦。一家礦業企業的采礦權開采深度在山腰之間，根據備案登記的開發利用方案開展采前準備工程，結果被立案偵查，歷時三年獲得無罪判決，但企業因此停產至今。三是將按備案設計要求施工的各種建設工程產生礦石進行銷售的行為認定為非法采礦。如修路、建房、建廠、挖基坑、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生態修復、固廢利用、煤礦滅火工程等，都會產生礦石，因此被立案偵查的案例較多。永安東方礦業公益修路將彎道取直產生的石英巖綜合利用，被判有罪，全部材料被查封，企業停產三年。四是將雖在礦區范圍內開采但超出備案登記儲量或超出備案登記礦種的開采行為認定為非法采礦。內蒙一家螢石礦在開采過程中將伴生的鉛鋅礦選出后銷售，因此被認定為非法采礦，企業倒閉，但因鉛鋅礦未達工業品位，各方仍存爭議。五是將采礦許可證換證、延續期間在礦區范圍內開采的行為認定為非法采礦。安徽一石灰巖礦在資源整合期間，經行政機關許可在礦區內技改產生圍巖予以銷售，被立案偵查，資源整合中斷，負責人被羈押。六是將超過行政許可的生產規模進行開采的行為認定為非法采礦。七是將行政機關許可開采但未頒發采礦許可證的行為認定為非法采礦。河南一家招商引資企業，政府要求其開采并成為納稅大戶，但被立案偵查，雖最終宣告無罪，但企業因此破產。八是行政機關的原因導致超層越界被認定為非法采礦。九江瑞昌自然資源部門頒發的采礦許可證開采范圍內可采儲量為零，與擬許可的區域不一致，歷史上一直按實際開采區域進行管理，后發現與證載礦區范圍不符，幾千萬設備被拆除，擬注銷采礦權，企業直接損失過億元并被認定構成非法采礦罪。九是行政許可不明確或歷史原因導致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但被認定為非法采礦。某公司通過公開拍賣獲得采砂許可，合同中未約定開采深度，但采砂結束后以非法采礦罪被起訴。十是行政機關不作為或亂作為造成超出采礦范圍被認定為非法采礦。安徽霍邱一土石方清運工程，行政機關組織四方實時監管，后被監管人因非法采礦被判刑。如果行政機關及時制止非法開采行為，則不會由行政違法轉化為刑事犯罪。

非法采礦行為缺乏標準認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規定：“違反礦產資源法的規定，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擅自進入國家規劃礦區、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價值的礦區和他人礦區范圍采礦，或者擅自開采國家規定實行保護性開采的特定礦種，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在研討會上，針對非法采礦罪的認定，中國工程院戰略研究咨詢項目《保障我國礦產資源安全的政策研究》礦法修改課題組、中國地質大學和曹旭升礦業律師團隊提交的研究報告稱，非法采礦罪是專業性要求極高的涉礦高發犯罪。但在司法實踐中，各方對開采行為的合法與非法、礦與非礦、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等爭議較大，對事實的認定和法律的適用標準不一。

“近年來在司法實務中會出現有些地方將沒有社會危害性，或者是社會危害性較小，不構成犯罪的行為認定為非法采礦罪。”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自然資源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礦產資源法律事務部主任曹旭升表示，由于非法采礦尚無明晰的司法解釋，各地對非法采礦行為的理解、把握不一，同案不同判較多。“非法采礦罪擴大化應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視，目前在嚴厲打擊非法采礦案件的同時，一些不構成非法采礦或雖構成非法采礦，但達不到犯罪程度的案件被立案偵查，甚至被定罪量刑，致使被立案偵查的礦業企業遭遇滅頂之災。”他表示，這一問題若不能得到及時徹底解決，將不利于礦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科學界定非法采礦行為需多方努力

“現在有很多這種所謂的非法采礦行為是沒有被《刑法》條文所規制，比如說河道采砂，比如社會化推進礦山修復治理過程當中對工程施工產生的土石方拍賣等行為根本不用取得采礦許可證。而且《刑法》只是說超越這個范圍或者未取得采礦許可證而沒有規定說超量就一定定罪。這種非適刑行為，現在就是行政機關把它給適刑化，我認為這也是非法采礦罪擴大化的一個原因。”車林睿實習律師表示，“如何界定行政違法和刑事犯罪，這個度如何去把控，是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最高法特約監督員馬海軍表示，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曾提交關于正確認定非法采礦行為解釋《刑法》第343條的提案，其中提出兩個建議，一是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343條中的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予以立法解釋。二是要求兩高對關于辦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完善關于非法采礦罪的司法認定，調整量刑起點。提案提出之后也獲得了立案，目前正在辦理過程當中。

“構成的前提主要是以行政許可為主，行政許可之前其實已經開展了相關的采礦行為，但是對于采礦的事實在《刑法》當中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罪或者非罪，從中取得的礦種和礦產品能否交易也沒有做出規定。”研討會上，青海恩澤律師事務所楊強律師也認為，對于避免非法采礦罪的擴大化，不僅要對非法采礦罪做立法解釋，還要對如固體廢物處理等一系列涉及礦產資源的法律法規做完整的解釋之后，才可能徹底解決相關問題。

“從技術層面上來講，非法采礦普遍存在或者大量的存在，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但如果非法采礦罪開始出現擴大化趨勢，應該考慮是否法律和政策之間的關系出現了問題，其中涉及法律認識不足、政策引導的偏差以及礦業開發過程中的歷史遺留問題。”全國律協環資能委的主任周塞軍表示，在司法實踐中，非法采礦案很多是刑事、行政、民事責任糾纏在一起的，不能僅僅把它看作是一個刑事犯罪行為，應該結合刑事、民事、行政等多個方面，將涉案的多方關系理清才更有意義。

“目前，涉及非法采礦案件確實很多，已經引起國家有關部門高度重視。但從法理研究的角度來說，還比較薄弱。實際上國內礦法的理論研究往往滯后于實踐的發展，整體都是實踐在推著理論走。”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自然資源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孟磊表示，“非法采礦罪，到底違反礦政管理規定，還是達到違反《刑法》犯罪構成的程度，這是有本質差別的。當前，可能存在把部分無證開采、越界開采或違反相關礦政管理規定的違法行為作為等同于刑事犯罪的現象，這可能是非法采礦罪擴大化趨勢面臨的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他建議，處理這類問題，能用行政手段能夠解決的，不要輕易動用《刑法》的方式解決。

北京市地質勘查開發集團有限公司技術總監王德利表示，現實當中非法采礦案件里邊，實際上作為公安機關的偵查過程，恰恰是個技術甄別的過程，應當專業技術部門專業技術人員來做。所以，下一步應該呼吁如何讓礦業專家發揮專業人員的作用，加強對采礦行為“合法與非法”的甄別。

“非法采礦罪的認定涉及的面非常廣，涉及多部法律法規、多項技術標準規范及多個部門的相關政策，也涉及礦產資源管理部門、環保部門、應急部門及司法部門和多個層級的地方政府。所以，對于非法采礦罪的認定，不同部門，不同政府，不同管理人員的不同認識和理解，都會造成認定標準的不同。而且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因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對于非法采礦罪的認定也不一樣。”自然資源部油氣中心開發室主任許書平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對非法采礦罪的認定要恰如其分，合情合理，要避免非法采礦擴大化，避免人為因素的干擾，確保在法律層面科學地從根源解決問題。”

針對避免非法采礦罪擴大化，會議建議，一是要對非法采礦行為做出立法解釋，將按備案登記的方案或設計進行施工的行為、超生產規模開采的行為、礦區范圍內的開采行為、按行政機關許可開采的行為、行政機關原因導致越層越界行為等，均排除在非法采礦行為之外。二是建立非法采礦案件礦業專業陪審員出庭制度。三是建立非法采礦案件鑒定人和專家證人（專家輔助人）依辯護人或當事人申請應當出庭制度。五是建立非法采礦罪辦案人員集中培訓制度，提升辦案人員的涉礦專業素養，有利于甄別和查清事實，從而正確適用法律，辦成鐵案。